向承鉴：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-一个人的独立访问-财新网

写在前面：

　　是2015年初夏的事了。一位尊敬的师友，给了我一本书的复印件，书名是《求索——兰州大学“右派反革命集团案”纪实》，作者谭蝉雪。

　　“星火案就发生在你的老家天水啊。”他顺便提醒我。我猛然一惊。

　　此前，我只是略闻“星火”而已。只知道那是大饥荒时代，一群热血的“右派”青年，秘密办的一份刊物。我从来没想过，这份杂志，就诞生在天水，而且，它诞生的地方，距离我的故园，竟然咫尺之遥！

　　我的爷爷就死于1960年的大饥荒。那时，他正值壮年，撇下我尚未成年的父亲，以及才一岁半的姑姑……而“星火”的创办者张春元、谭蝉雪、向承鉴他们，就是为包括我的父老乡亲，以及全中国的农民呐喊，才走上受难之路的啊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满怀羞愧，走上寻访星火之路。这也是我离开纸媒，决意做一名独立访问者的同时。

　　直到今天，关于“星火”，除了胡杰老师的独立纪录片《星火》，以及个别受难者的自述，并没有太多的文字记录。

　　我希望，雪访能做点什么。为那些因思想和良知而受难的前辈，为那些在黑暗中盗取火种的人。也为了我的故土。每个人的故土。

　　是的，我相信。“一句真话，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。”他们，就是那些在黑暗里说真话的人。

　　雪访影像：向承鉴网址：http://v.qq.com/boke/page/q/n/f/q0192wrzhnf.html更多见微信公号“雪访”。

　　人物简介：向承鉴

　　1938年出生于河南，在江西武宁长大；

　　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；

　　1957年7月被划为右派；

　　1958年8月下放到天水武山县劳动；

　　1959年冬与张春元、谭蝉雪等人创办“星火”杂志；

　　1960年9月因“星火”被以“反革命集团”罪名被捕，被判刑18年；

　　1978年出狱，1981年星火全案平反。

　　之后在中学任教，任高级教师，当过校长。

　　退休后从事研究写作。著有《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》（香港出版）；自传《炼狱归魂》（未出版）。

　　一晚境

　　3月初的南方，天还冷，夜里有雨，清早积水成片。他穿一件黑大衣，背着手，走过湖边。“这里都是桂花树，香着哪！”仿佛只有此刻，那苍凉的声音才有了一丝欢悦，银发也愉快地颤动了。

　　桂花的香，能让他隐约找到一些童年的气味，仿佛故乡还在。而其实，故乡早已沉入水底，那是1965年大修水库时的事了。那年，他27岁，因为“星火”案，正在千里之外的青海高原，熬炼于18年囚徒岁月。

　　2010年，向承鉴72岁了，才从兰州回到这座江西小城。县城早已迁址重建。他倾囊买下湖边的一套房子，自己看着装修了，安顿下来。妻子总是抱怨，说这里菜太贵，冬天又没暖气，不如兰州。他却喜欢这里的静，还有房前屋后的桂花。

　　九死一生，晚年能得一片安宁，他很满足，又不满足。他拒绝老伙伴们的建议，“少回忆，多养生锻炼”。绞尽脑汁，他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，以及噩梦的根源。关于自己，关于这个国家。

　　一本《炼狱归魂》的自传，37万字，1998年从中学退休后就开始动笔，10年前已完成。一笔一笔，蝇头小楷，用中学的大开作文纸，写了将近900页。妻子一字字帮他打印出来。当然是无法出版。

　　2014年，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——《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》，并在香港出版。书出来之前，不知怎么，惊动了相关部门。兰州方面来了3个人，包括当地一位官员。他们来武宁登门拜访。未见面前，先去找了他的哥哥、弟弟，一生为他饱受惊吓的亲人，如今垂垂老矣，再次为他胆战心惊。

　　来人接连三天登门。坐沙发上，为他倒茶、点烟，但语气很硬，就是希望他不要出这本书。无奈，他联系出版社，但人家答复书已付印了，要履行合同，不能毁约。对方无奈，最终悻悻离去。

　　那之后，他和外界联系更少了。“我这一生，连累了很多人。再也不想给亲友带来麻烦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好在还有互联网。他78岁了，睡眠少，每天清早六七点就起来上网。阳台改装的小书房里，先浏览新闻。偶而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。围棋，以及各种球类，都是他喜欢的。也会看看股票，很多年，他用两万元炒股，“为了验证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看法。”还有点收获。

　　夜里，一般都是读书，偶尔陪老伴儿看看电视剧。至于新闻联播，是极少看的。

　　他向北方来的晚辈回忆起过去。深深地叹气，抱着银发的头，靠向沙发。“老天爷！”在苦痛的记忆中忍不住喊出声来。又说起1960年的那个二月，饥饿的早春，太阳仿佛被寒霜冻住了的清晨。甘肃天水武山县，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，黑乎乎的小脸，就那样蜷缩在他的脚下……目光沉入往事，那揪心的痛，再次攫住了他。

　　二兰大“右派”青年

　　1959年，大饥荒已席卷中国。那年，向承鉴21岁，已戴上“右派”帽子3年。

　　“我这一生，受够了罪，要说享过点福，就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。”他忆起1956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，那时，他意气风发，恰如刚“改天换地”后的这个国家。

　　他是苦孩子出身，也是“新中国”的红色少年，对共产党，“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。”

　　1938年，他出生在河南。才到人世不久，就遭逢河南大饥荒。兵荒马乱，父亲携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，流落在武宁城里。父亲当脚夫，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，日夜操劳，生活仍然艰难。

　　1949年了，穷人突然成了新政权最信任的人。他家“根正苗红”，姐姐参了军，他学习好，门门功课拔尖，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。上了中学，老师动员他入青年团，他自我检省：“我还不够格，需要继续努力。”

　　1956年，他考入兰州大学。兰大是当时全国5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，与北大、清华等比肩，又位处大西北，在当时的“冷战”格局下，有国家战略的意味。

　　他报了化学系，“重点大学的重点系”，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，和丈夫陈时伟（当时的兰大副校长）一起，1949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，是备受尊敬的科学家。“系里有七八位正教授，师资很强，我那时的理想，就是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。”他说。

　　红色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。与此同时，从1949年开始，各种政治运动也让人目不暇接。“肃反”、“镇反”、“思想改造”、“三反五反”，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“掀起革命”。而向承鉴，因尚没离开过校园，对政治运动还没有感受。“身心都如一张白纸。”

　　大学一年级，他最深的印象是校园里的伙食“好得不得了”。大学食堂里竟然还吃到过老母鸡。他家穷，此时一个月20多元的生活补贴，心满意足，一心读书。兰大学习气氛浓，学校也要求严格，“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”，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，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。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多休息，“身板好才能报效祖国。”

　　那场风暴，是在1957年5月渐渐浮现的。“五一”节前后，学校党委突然宣布“整风”，号召鸣放，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。

　　“我再三想，绞尽脑汁，结论是，我对党没意见。”向承鉴说。但这可不行。学生会、系支部等，多次举办点心会、茶话会，请大家座谈，给党提意见。他没去参加，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。结果被批评，“提不出意见，说明对党没感情。”

　　最终，还是学校党委再三的动员起到了作用。5月下旬，有高年级的同学，贴出了兰大“鸣放”的第一张大字报。

　　今年78岁的屈剑英，是兰大第一张大字报的执笔者，他是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。“大家响应党委号召，写大字报表达意见。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内容，主要是表达对学校管理的一些不满。由我执笔，写了两页。”2015年12月，屈剑英对雪访回忆起那个贴大字报的夜晚。他的同班同学、后来的“星火”创办者张春元也在其中。

　　一夜之间，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。在党委的鼓励下，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“鸣放”，“他们年龄大一些，经历的事情多一些，也能提出意见”。但在向承鉴的记忆中，学生的大字报没有什么“反对共产党，反对社会主义”的内容，最多就是批评学校管理中的官僚主义。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的“吹牛”不满，认为学校的设施等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，于是出现“并校”呼声，要求把兰大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。

　　在向承鉴的记忆里，当 “鸣放”越来越热烈，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，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。5月底，兰大组成了“赴京代表团”，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，屈剑英是历史系的学生代表。2015年12月，他告诉雪访，“赴京代表团”当时在西安停留，见到了国家高教部的副部长刘凯丰。其时，刘正在西安处理西安交大学生的“鸣放”诉求，在西安人民大厦，屈剑英是与刘辩论的学生代表。

　　此时，在全国，知识界的“鸣放”也进行得轰轰烈烈，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。1957年6月8日，人民日报突然发表《这是为什么》的著名社论，“整风鸣放”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“反右派斗争”。

　　几天后，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，整版刊发《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》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“大右派”。兰大校园里的各级“鸣放委员会”一夜变成了“反右委员会”。

　　向承鉴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“右派”。他并不是鸣放中的“积极分子”，鸣放开始后，他周末仍旧去图书馆看书。之后，他“莫名其妙”被班里同学选为“鸣放委员会委员”，就组织同学，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“大字报”，标题是“某某教授访问记”，讲述了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。

　　除了赞成储安平的“教授治校”之外，他的另一个罪名是“仇恨共产党”，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大字报，骂了句“该死”，被人举报说“要杀死共产党员”。

　　1957年7月，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之后，兰大公布了首批“划右”学生名单，共20多人，向承鉴也在其中。生活补贴停了，吃饭都成了困难，在冷眼和歧视中，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学，只能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，来换一点饭吃。“我那么爱党，怎么突然就成了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人民的敌人？”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　　在号召检举揭发、 “痛打阶级敌人，捍卫党和毛主席”的气氛中，同学之间的友爱也不见了。从暑假前到新学期，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，19岁的向承鉴，成了兰大最年轻的“右派”，而且“气焰最嚣张”、“最顽固”。因为生性倔强的他，始终不低头认罪，不承认自己是“三反分子”，被“群众处理意见”定为“极右”。

　　屈剑英也被定为“极右”，开除学籍，立即送往兰州沙坪劳教。向承鉴不服，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。最终，他被降格处理，和另外40名左右师生，包括此后的“星火”同仁——中文系的谭蝉雪、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，“保留学籍，劳动考察”。

　　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。

　　50多年后，他回望那一年，说，那也是他思想转变的分水岭。“反右”前那个“相信党的一切宣传”、从没有试着去独立思考的年轻人，内心深处，“一个迷信被摧毁了。今后，遇到任何事，都会去问个为什么？”

　　三见证荒诞

　　1958年7月，向承鉴等一行40多人，离开兰大，坐火车到天水。到天水后，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，向承鉴、苗庆久等人到武山县，张春元、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（当时为天水县）的马跑泉公社等地。

　　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，住在村支书家里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。被要求，“老老实实劳动，老老实实做人，接受改造，才是唯一出路”。

　　“反右之后，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。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”。他说。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，在农村，人民公社、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，也席卷了联丰社。

　　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。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，刷写大型标语。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中，人们喜气洋洋，遵循毛的指示，“人民公社就是好”，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。家家户户撤掉锅灶，到食堂吃饭。到处是标语“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金桥。”

　　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，大饥荒席卷中国。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，数千万人丧生。在张仲良主政的甘肃，死亡惨重。在通渭一县，死亡人数就占全县三分之一（据杨继绳《墓碑》）。2009年，《通渭县志》副主编张大发依据相关档案资料，出版了一本关于通渭大饥荒的书，书名就叫《金桥路漫》。

　　人民公社一成立，接下来就是“大跃进”狂潮。口号是“一天等于20年”、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、“超英赶美”、“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”……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，也不断放出“大卫星”，著名的是“玉米亩产万斤”和“白杨树上结苹果”。

　　向承鉴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。“玉米亩产万斤”的卫星，在验收的时候，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，挑灯夜战，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，密密麻麻栽到“卫星田”里，密不透风，再放水把地浸湿，就看不出痕迹了。技术员跳到地里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，算出来，远超过万斤。于是敲锣打鼓庆贺，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，卫星算是放上天了。

　　随之而来的是“全党全民，大炼钢铁”的狂潮。因为都去吃食堂，农家的铁锅、铁铲暂时派不上用场，为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，干部挨家挨户，把农民的铁锅摔碎，连农民箱柜上的锁头、锁扣都拆走了……

　　灾难的来临是有征兆的。在1958年这个疯狂的8月，受命去研制“高炉”的向承鉴，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，男女老幼，情绪高亢，唱着山歌。他在一瞥间，发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焦黄，麦粒全掉在地上，大炼钢铁的高潮淹没了往年夏天的“龙口夺食”，他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：来年日子怎么过？农民吃什么？

　　四饥饿与死亡

　　1960年的早春，记忆中最寒冷的二月。向承鉴永远记得那一天。

　　天冷得仿佛连太阳都冻住了，发出青色的光。路边的麦苗，还低低的，刚没过人的脚腕。他离开工厂，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。正在路边走着，他突然发现，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，呆呆地看着他。他莫名其妙，低头平整衣服时，一眼看到了那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。

　　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， “穿一件破烂的夹衣，蜷缩着。手伸在嘴边，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，不知道是土坷垃，还是土豆……”

　　那一刻，他只是默默地站着，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，也就这么大……远处有人看着他，他无法大声哭喊，只得忍住心痛，走过一个大坡，转弯到无人的地方，才捶胸顿足，放声大哭。

　　“那一刻，我太痛恨自己了。为什么这样无能，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。” 他曾经在校报做记者。这时候，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，“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”。

　　在他的记忆中，从1958年冬天开始，在天水一带，农民就开始挨饿了。1959年春天，他因眼疾回了趟兰大，在兰州街上，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，饭馆里供应的是“人造肉”、“小球藻”等代食品，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。

　　在武山，他看到的，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。人们没有目标，只知道向西逃去，去新疆，至少，那里能够活命。

　　1959年夏天，饥荒疯狂蔓延。在武山县，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、百泉一带，原来很富庶的地方，也没有粮食了。正在灌浆的包谷地里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，在当地的邓家堡，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，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。

　　在火车站一带，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。向承鉴每进一次城，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出去。

　　这年，他21岁。他一次次拿起笔，“要给党中央、毛主席写信”。

　　“我想，党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。要是知道，能让这么多人饿死吗？”可信写好了，又一次次撕掉。“你本身是右派，被管制的对象，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，你却说这里饿死人，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？”他煎熬着，痛苦不堪。

　　饥民遍野，“大跃进”的鼓点却越擂越响，上级要求“社办工业，遍地开花”，向承鉴和他的同学，先被调去筹备化工厂，后来又被调到盐井公社办厂。1959年9月，他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买菌种，这次，他特意在铁路沿线的天水甘谷、山西太原、石家庄、天津等地下车，为的是验证内心的疑问，也做一点社会调查。

　　而所到之处，哀鸿遍野，到处是逃难的农民。在太原，他和已参加工作的哥哥发生了争执。哥哥指着城市里新建的高楼，说：“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新中国的这些伟大成就呢？”

　　返校此时也变得遥遥无期。和向承鉴一起下放的兰大同学，如谭蝉雪等人，都曾返回学校质问，但校方只是推脱。“那时，每天去食堂打回一盆清汤，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伙食，能照出人影。”今年已82岁的谭蝉雪告诉雪访。那时，她和孙自筠等另外三位同学，在北道区甘泉公社劳动，与武山县相距大约六七十公里。

　　向承鉴一开始也吃不饱。但之后，当地的“头头”要利用大学生为自己干出政绩，把他们调去办厂，武山县委给了他们“高级知识分子”待遇：每月供应一斤清油，口粮三十斤，全是细粮。当时的普通干部的标准是：清油四两，口粮26斤，百分之六十是杂粮。

　　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相比，这简直是天上了。

　　饥荒越来越严重，撒谎成风与毫无人性的掠夺仍在继续。1959年，在武山新寺公社召开的一次全县粮食现场会上，公社不但“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，留足社员的口粮、种子和饲料外，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”。可向承鉴从杜映华（曾任漳县县委副书记，时任武山县委常委、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，因支持“星火”同学被捕，1970年被枪杀）处了解到：那个现场会议上，成山的粮食，除了表面，麻袋里装的全是麦草……

　　人们在饿死。而盐井公社，却调集了脱产干部，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。因为“高产”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，而农民却喊挨饿，“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，全面收缴。家家户户，火炕刨开了，连枕头都撕开了，房前屋后，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……”

　　“到处是饿死的人。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，也没人挖得动墓穴，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，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。在一些家里，人死光了，都买没得埋……”

　　50多年后的这个夜晚，向承鉴对雪访回忆起这一切，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：太惨了啊，农民太惨了！78岁的老人，眼角隐隐有泪光滲出。

　　五星火

　　1959年11月，也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，消息随即传到了武山。

　　孙自筠是在给《红旗》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，当时他还正在田间干活。“我那时丝毫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。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。”2015年11月，孙自筠对雪访说。

　　他那时并不知道，正是他的被抓，导致了星火同仁们对当局幻想的破灭。

　　“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，彭德怀上万言书，已被打倒。孙自筠被抓，让我们知道，必须放弃幻想了，要救苦难的农民，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。”向承鉴说。

　　此时，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跑泉公社，张春元等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据谭蝉雪回忆，1959年5月，张春元和她，还有顾雁、孙和等人就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碰头，一起商量在当下的情况下该怎么做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讨论到要做一些实际的工作。到11月，他们又在北道的一个旅社，商量确定了办一份杂志，来传递思想，把党内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，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。

　　这之后，谭蝉雪到武山来看望苗庆久，和向承鉴他们深谈，交流了办星火的想法。

　　年轻的心灵心心相印，他们决定立即就干。谭蝉雪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组稿，并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联系。这次她拿来了几份稿子，包括林昭的长诗《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》。另外，就是顾雁撰写的发刊词《抛掉幻想准备战斗》，张春元写的《论人民公社》等。

　　因为缺一篇核心文字，向承鉴又写了两篇。 “都是一口气写完。”他回忆。其中一篇是政论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》，另一篇是《自白》。

　　那是在秘密的黑夜里。砖瓦厂原来遗留下来一个旧的油印机，小小的，也就一尺宽左右。房间里因为培养菌肥，平时不让人进来，所以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场所。11月，深夜已经很冷，他们拉上窗帘，在如豆的灯光下，开始刻印星火。

　　刊头上两个火炬，是苗庆久刻的。在“星火”两个字在中间，一边一个。发刊词是顾雁写的，题目是《放弃幻想准备战斗》。另外几篇文章，包括张春元的《论人民公社》，还有一篇《论粮食问题》。另有一篇，是胡晓愚写的《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》。

　　那是极端黑暗的夜。向承鉴和苗庆久，在密室里，一点点刻出心目中光明的轮廓。向承鉴对雪访回忆，其中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》一文，边写边刻。第一期星火，仅仅薄薄的两页。刻印了共30份，之后， “文章交给苗庆久保存，放在一个罐子里。”

　　印出来的星火，被他们以极秘密的方式，送了大部分出去。

　　那是石破天惊的文字。在这些文章里，耳闻目睹了苦难的他们，用自己的心灵，为农村呐喊，为苦难中的国家呐喊。他们对现实的反思，深刻到让今天的人，也会吃惊。吃惊于在那样的信息与思想隔绝中，他们的思考，能深邃到一个体制的腠理。

　　六 “下地狱”

　　虽然早已做好了“献身”的准备，但向承鉴还是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

　　1960年9月。“进地狱的时刻到了”。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抓，张春元前去营救，也身陷囹圄。9月30日，向承鉴在天水武山被捕。

　　“可以说，那时，耳闻目睹的现实让我太痛苦了，我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。”向承鉴说。“看到那么多死人，我就想，农民能死，我为什么不能死？”2016年3月，他对雪访回忆。

　　“1958年，大炼钢铁的后期，我的脚因为走山路磨出了一个鸡眼，去做手术时，没有麻药，我说，没麻药也要做，我要去体会那种凌迟的感觉。”他说。也正是因为早已放弃了一切幻想，在随即而来的严酷审讯中，他也没有低头。

　　在天水监狱，星火一案已是惊动上上下下的“右派反革命集团”大案。张春元、谭禅雪和他都是要犯。“11号”是向承鉴的代号。此时，和他们一起被抓的，除了“星火”同学，还有支持、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常委杜映华，以及牵涉到案件中的本地农民。在武山，一夜之间被抓的有33人。而在上海，林昭和已返回老家的顾雁也被抓。

　　在监狱里，向承鉴一次次和审讯者对质，把审讯者变成了被审者。“你们的眼睛瞎了吗，看不到那么多饿死的人？即使眼睛瞎了，也能闻到遍野的尸臭吧！”他在自传《炼狱归魂》一书中，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。他也因“态度最为顽固”，最终被判重刑。

　　1965年，已在兰州砖瓦厂服刑的向承鉴见到了一个叫张炳秋的犯人。张在当年审讯时，是在现场的武警干部，此时因重婚罪判刑。“张炳秋后来对我说，当时你痛骂审讯的人，那些话让人脊背都发凉！”2016年的这个3月，向承鉴对雪访回忆。

　　1963年7月1日，武山县召开了公判大会，向承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。在之后，其余同道，也都各自领刑。1965年元月，在天水体育场的公判大会上，张春元被判处20年，谭禅雪14年……

　　向承鉴先后在兰州砖瓦厂服刑。之后又被转往青海海南州的农场劳改。

　　那是最为艰难的岁月。牢狱外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牢狱中，更要处处小心，在艰难的劳动中，唯靠内心的信念支撑着，活下去。

　　1970年，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。正是“一打三反”最严酷的时刻，在劳改队，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。一批政治犯，如遇罗克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。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，在兰州，他的挚友、星火同道张春元、杜映华，也正是在1970年3月被杀害。在之前殉难的，还有北大的林昭。

　　作为劳改队小组的读报员，有一天，他保管的甘肃日报，头版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上，前额被人用烟头烫出了一个洞。

　　他立即成了破坏伟大领袖的嫌疑人。检察院专门来人调查，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。那段时间，监狱里每天都更换新的杀人布告。

　　也许是命不该绝，他终于逃过了这一劫。1971年，他和其他犯人被调到了青海德令哈农场。之后，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服刑岁月。

　　1978年，18年刑期已满。向承鉴穿着一件青灰色的棉袄，走出了劳改队大门。他昂头挺胸。“这十八年，我没有一天，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。”在照相馆里，他为自己拍下了18年来第一张照片。

　　他回到家乡武宁，父亲已垂垂老矣，亲人们相见，痛哭无声。

　　之后，他便开始申诉之路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到1981年，星火全案得到平反。

　　他记得，1980年的那个早春3月，拿到右派平反书后，他去了黄河边，祭奠死去了的同学、旧友。他是孤独的。没有人跟随他。是的，经历过这几十年的浩劫，人们怕了，也不敢了。

　　他一个人，跪在黄河岸边，祭奠那些冤死的灵魂。

　　他怀念张春元，那极富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；还有杜映华，一个因为良知而不愿放弃思考的中共基层官员；他们，都已为星火殉道，在1970年的黑暗岁月里，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惨遭杀害。

　　他怀念冯淑筠。那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一个宁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，也不愿“揭发”他的人，因为他，受到莫须有的株连，后来流落到新疆，死于坍塌的煤矿……

　　还有邓得银，1959年探亲返校，曾在天水与他相见，为四川饿死的乡亲们痛哭失声。文革时，在通渭一中，被活活打死……

　　还有史美堂，那样英俊洒脱，很早就参加革命、又到兰大来求学的上海青年，被打为“右派”劳教，听说是死在了新疆的电网上……

　　他是在自己重获自由后，才知道“反右”后他们各自的境遇。那些年轻的容颜，焕发的神采，高尚明晰的头脑，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，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。很多人，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。

　　今天可知的是，仅仅在甘肃，就有两万“右派”。而他们的故事，文字记录，寥寥无几。写下自传的，也不过数人而已。

　　“我会永远怀念着他们，除非有一天，我也在这世间消失……”这个早春，在夜的清寒中，向承鉴深深叹气，目光沉沉，坠入永恒的痛念与追问里。

　　（作者江雪独立媒体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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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向承鉴：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

　　文／图江雪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雪访，微信公号jiangxuedulifangwen)

　　感谢文中提及的所有受访者。

　　向所有的星火受难者，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　　本文写作中，参考了谭禅雪女士所著《求索——兰州大学“右派反革命集团案”纪实》，以及向承鉴先生所著自传《炼狱归魂》，并胡杰先生拍摄的独立纪录片《星火》，一并感谢。

　　向承鉴访谈，以及“星火”其他人物的相关报道也将择时在雪访发布。

　　也请关注雪访影像的相关视频。这也是雪访新的尝试，用视频记录江雪的独立访问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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